2021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9.95万亿元，同比多增3150亿元，在2020年贷款较2019年同比多增2.8万亿元的基础上，继续保持有力增长。
数字货币与电子货币本质不同。此外，私人数字货币支付与依赖用户数据的各种消费服务相结合，对客户数据的安全保障和披露使用也可能引发新的问题。
在数字货币的应用领域，监管部门尤其需要注意在推动数据分享时注意隐私保护。但Libra可能对现有法律监管体系、数据主导权和国家主权货币形成挑战，因此其计划还处于不断调整之中，要达到欧美国家的市场准入门槛，还有一些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目前中国支付基础设施已经可以基本实现快速支付，即支付信息在银行之间的传输和结算可以实时或接近实时地完成。在法律和监管层面往往对于传统银行在存款保险制度、严格数据安全标准和相关信息的标准化披露方面有诸多要求。中国的数字金融在过去十几年间实现了快速发展，在提高金融效率、支持创新、促进普惠金融、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克服第一代加密货币的波动性，稳定币应运而生。基于技术中性原则，根据数字货币的业务特点、风险特点和规则特点，采用适当的监管技术和监管框架，重点关注超主权数字货币技术平台的效率和可靠性，商业运行模式的可行性和透明度，以及合规管控的实现路径和可信度。因此本文将空间权重纳入模型可以有效地解决经典计量模型中忽略截面个体空间相关的问题。
第一时段为2008年1月—2010年1月：受2008年次贷危机的影响，该时段样本国金融系统处于高风险状态，金融压力指数波动剧烈。而对银行压力指数较高的国家，应适当降低银行压力水平，以更好地发挥银行系统和债券市场规避金融风险的功能。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在当前复杂的国际金融市场环境下，金融风险跨市场、跨地区传染的空间特征明显。③受篇幅所限，本文未将实证分析的检验结果及脉冲响应图纳入。
因此本文主要选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参与国作为研究样本。②金融压力指数大于零，说明此时段金融系统处于高风险。
从整体上看中国资本项目最早开放的是直接投资，其次是股票投资，对债务以及贷款投资的开放则一直保持谨慎态度。在期限结构上，对资本项目始终遵循长松短严的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杜绝了短期投机行为对中国金融体系稳定造成影响。从中国不同市场间的冲击结果来看，给中国债券市场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在第二时段，中国股票市场对债券市场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产生了负向响应，而外汇市场在第一时段和第三时段产生了负向响应，在第二时段和第四时段产生了正向响应。这可能是因为银行与股票市场具有强的相互传染性，各国为了防范银行与股票市场之间风险的传染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些举措使得银行压力指数的变化不能导致股票市场压力指数的变动。
苗文龙等基于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构建了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网络，探究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不同市场、不同国家之间的传染效应。然而不同国家对资本管制程度是不同的，受到金融风险的冲击也是有所不同的。严伟祥、张维、牛华伟，2017，《金融风险动态相关与风险溢出异质性研究》，载《财贸经济》第10期。2020年11月15日由东盟十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是一种对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都进行考虑的内生系统，该模型由贝恩斯托克（Michael Beenstock）和费尔森施泰因（Daniel Felsenstein）（2007）在2007年首次提出，之后在库斯（Todd H. Kuethe）等（Kuethe and Pede， 2011）、拉马乔（Julian Ramajo）等（Ramaji， Mrquez and Hewings，2013）、郑万吉和叶阿忠（2015）的文献中有深入的应用。选取5年期信贷违约掉期利差（CDs）、债券收益率和10年期美国国库券收益率利差来综合计算债券市场压力指数。
中国采用的是资本项目项下外币兑换审慎管理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短期投机行为对金融体系稳定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风险可能通过金融网络实现跨市场传染，从而对其他国家／地区的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形成风险冲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银行压力指数处于高水平状态时，股票市场与银行之间还是会有部分风险传染的情况。由于实证结果信息量太大，本文主要以中日韩为例，分析不同国家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时空脉冲响应结果③，以探寻金融风险在不同市场间的传染关系及其内在原因。第三，当银行系统处于高风险时，银行压力的增大会增加外汇市场面对的压力，而债券市场则能够有效地分散银行风险。第二，密切关注具有极高系统重要性的市场和地区，并根据重要性程度实行差异化管理。一般地，长期债券会随利率的高低按相反方向涨落，即当利率上升时，由于长期利差缩小，会更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到股票市场，但对短期债券来说影响较小。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次尝试在考虑了地理邻近和经济邻近关系的基础上，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参与国为主要样本，通过半参数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和时空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金融市场冲击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外汇市场三者之间时间上的滞后效应以及不同国家（空间）上的溢出效应。
在研究的样本国家中，韩国与日本外汇市场的冲击对中国外汇市场的影响是最显著的，这与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以及各国的外汇制度密不可分鉴于与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军事体制相衔接，也借鉴苏联的实践经验，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影响下，新中国着力构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构建了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体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金融工作主要围绕支持军队建设、红色政权建设和工农业发展等展开，与军事体制相对应，金融体系主要实行了国家银行制度。（三）建立多元化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 1979 年改革开放一起步，面对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客观要求，中国就开始发展多元化非银行金融机构。
为此，在金融领域中，要加快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建设，健全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虽然国有银行改制为股份公司并发股上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纷纷实行了股份制，中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但党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的管控能力并未削弱。
建立新的国际清算机制。1932 年 7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规定了国家银行的宗旨、资本、业务、组织和决算等。（二）发行和管理货币 发行货币是国家主权的一个主要表现，也是中央银行的专有权。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到 2006 年底过渡期结束时，中国取消了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和客户对象限制，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在中国境内设立外资银行已达 14 家法人机构和 195 家分行，资产总规模达到 1000 多亿美元。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务院颁布法规，禁止私运、伪造和变造人民币。
1958—1978 年的大跃进期间、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人民银行的业务运作和管理权限有过一些调整，但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单一银行体制基本保持不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公债发行和管理实践，为新中国的公债管理提供了制度、组织、机制和经验等方面的准备。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实现人民币汇率并轨，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没收它们的官股，委派董事长。
1932 年 6 月 25 日的第一期公债发行布告强调，公债能买卖、抵押、缴纳租税，与其他财产有同等之价值与信用。在证券业中，设立了 8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 24 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其中，11 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权达到 49%）。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二）建立统一的人民币制度 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发行时明确宣布：人民币为不与金银等贵金属兑换的纸币，以丰富的生活资料供应为保障。
通过互联网、手机等载体和数字化服务等的普惠性应用，克服农民分散居住和经营所带来的不便，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服务于广大农村农民的普惠程度。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鸦片战争以后 100 多年战乱留下的百业凋零、百废待兴的经济局面，党面临着建立何种经济体制以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推进经济发展的重大选择。
此后，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相继设立，到 2003 年形成了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构成的金融监管框架。秉持着坚定的信念，在筚路蓝缕前行中矢志不渝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在保险业中，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增加到 47 家，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占比提高到 4.59%。完善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加快商业信用系统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进金融双向开放水平，健全金融风险预警和处置制度体系。
